1928年6月，陈乔年烈士牺牲，但在牺牲之前，他已经和史静仪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一个女儿，陈乔年牺牲时，其女儿陈长鸿只有几个月。 后来，陈乔年的儿子不幸早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陈长鸿被地下组织送给安徽一户苗姓人家抚养，后来苗姓两夫妻患了重病，又将其托付给一户姓陈的家庭抚养。

在20世纪初，中国正处于一场文化和思想的大转变中。陈独秀站在这场变革的前沿。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深受其家庭背景和婚姻状况的影响，尤其是与他的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的关系。

高晓岚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，她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，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。陈独秀的现代思想与高晓岚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，不断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。陈独秀试图引导她走向新思想，但高晓岚坚持她的立场。

陈独秀的政治活动也频繁地使他远离家庭。1901年，他计划前往日本深造，希望筹集旅费通过出售高晓岚的一件嫁妆金手镯。

陈独秀持续在政治上寻求改革，婚姻关系名存实亡，最终与高君曼私奔。高君曼是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，受过新式教育，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抱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支持。二人的结合更符合陈独秀对于伴侣的期待，他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展望使他们的关系更为牢固。

20世纪初，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，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。1915年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在上海创刊，成为这一时代思想变革的重要媒介。在此背景下，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们被这种新兴的思想潮流所吸引，其中包括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。

陈氏兄弟受到新思想的吸引，他们决定离开传统的束缚，前往上海求学，希望通过学习法语开启新的生活篇章。尽管面临家人的质疑和社会的偏见，陈氏兄弟的决心未曾动摇。

在上海，他们经历了严苛的生活条件和艰难的学习环境。白天他们通过打零工维持生计，晚上则埋头苦学法语。

两年的努力后，陈氏兄弟成功考入震旦大学。在这里，他们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，并在随后的岁月中，这种思想成为了他们政治信仰的一部分。1919年12月，他们踏上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。

陈氏兄弟见证了华法教育会的腐败行为，经历了经济上的困顿，甚至被迫中断了学业。这些经历让他们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疑问，开始探索更为实际的解决之道。

这个时期，他们遇到了周恩来、蔡和森等人，这些交往使他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。在深刻反思和学习后，陈氏兄弟最终决定放弃无政府主义，转而拥抱共产主义。

1922年，陈氏兄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，陈延年看到人民所受的苦难，深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这一切。1924年，他决定回国。

在1925年6月29日，陈延年和邓中夏联合组织了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，这场罢工迅速席卷香港，25万工人纷纷停工，导致3000多家商店破产，港英当局每天的经济损失高达180万元。

1927年，陈延年在一个交通站被叛徒出卖，遭到逮捕。他普通的农家少年装扮使敌人未能即刻识破他的身份。陈延年利用这个机会，从狱中传出了一封信，通过信件向外界暗示自己的困境。他的好友汪孟邹识破信中的秘密，急切想要营救他。

汪孟邹带着这封信找到了胡适，希望通过胡适的关系得到蒋介石的帮助。胡适则联系了吴稚辉。吴稚辉出于对陈延年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不满，将其位置泄露给了国民党当局。陈延年在狱中受尽酷刑，但始终未透露任何党的机密。最终，陈延年在1927年7月4日被押至刑场。

陈延年的牺牲震动了他的家人和同志。他的祖母因此病倒，家中无人主持大局。他的二姐陈玉莹带着弟弟陈松年从安徽赶往上海，试图处理其后事，敌人甚至不允许他们收回陈延年的遗体。

陈延年的牺牲加深了其弟陈乔年的革命决心。陈乔年在党内的活动更加积极，1928年，他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。在狱中，陈乔年身受重伤，但坚守信念，拒绝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。他的命运与哥哥惊人相似，也在狱中英勇就义。留下了深爱的妻子史静仪与两个孩子的回忆。

史静仪在在最初得知丈夫陈乔年牺牲的消息时，她几乎崩溃。就在她考虑自尽时，意外发现自己怀有陈乔年的骨血，这成为她重新振作的理由。在一段极为艰难的时间里，史静仪不得不将新生的儿子送往他人家中抚养，以保障儿子的安全。

这个孩子原名陈鸿，被送到一户苗姓人家，后因苗家遭遇不幸而被迫转交给另一户陈姓人家抚养。这段时间，革命组织屡遭破坏，失去了对陈鸿的联系。这对史静仪来说是又一次打击。

史静仪1936年从莫斯科回上海后，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寻子之路。她的这种坚持终于在1994年得到回报，当时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的史静仪，找到了名为苗玉的陈鸿。

苗玉在各种困难中成长，先后被迫住进牛棚，讨过饭，历经苦难。尽管生活给予她诸多考验，但她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和对革命理念的忠诚。1944年，她应新四军女干部的邀请加入军队，成为新四军的一员。